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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读穆涛的散文

2015-02-10 李美玲

穆涛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怀、大坚持,却好从小处命笔。若是一不留神,从小处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领。

  他讲信变、史官、树和碑、道与德、敬与耻、代价与成本,以史实作参照,说“春秋”的含义,却下潜着深度,有现实的关怀。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经据典,却不死于言下,全因“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但能否读活历史,除学养外,还考校着读者的识力。穆涛欣赏班固的“春秋”笔法,赞他写刘邦出生的文字“真是从心所欲又不逾矩”,足为后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着史传统。他强调历史的醒世意义,不大赞同对待历史的实用态度,把目光越过建立史馆制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两汉的史籍说“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无兼容并蓄的气度,取精用弘的识力,还存着一份“经世致用”的心思,大约是不会如此着眼和落笔的。

  稍和文学沾边的学人读《汉书》,用心多在《艺文志》。穆涛谈《汉书》的告诫,却从《食货志》说起,他谈汉文帝减免农业税,说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背后均有时代的诸般事项作参照。褒贬之意与良苦用心,读者不难辨明。不说艺文而谈食货,见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与济世情怀。欧阳修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处。穆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由‘陈’而生的机心”,他的“新思”不是引进的,如他强调贾平凹的小说笔法,需“用看‘国画’的眼光去打量”,“他(贾平凹)擅用‘破笔散锋’,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的联系,且其中真气淋漓而温暖,又苍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隐着的是中国的线条。他发展着传统的‘大写意’,看似一片乱摊派,去工整,细节也是含糊不可名状的,整体上却清晰峻拔”。熟悉贾平凹的读者不难体味出,这是在说《秦腔》和《古炉》这样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读为穆涛的夫子自道。

  穆涛反复讲老规矩、讲礼、讲秩序、讲文风的朴素、强调守文心之正与书写清正之气,便是要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社会问题发言的能力。这是“返本”,但“返本”是为了“开新”。若将此说视为“守旧”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学界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将当年的“学衡派”诸公“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文化努力判定为“文化守成主义”,已足以说明此种思维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读通穆涛的文字,头脑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识氛围中打转,得做些现象学所谓的“悬置”的功夫,暂且悬置西学的传统,还有“五四”一代知识人所开创的文化的现代性传统。不是说这两个传统不好,只是说,文化的境界,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还有从“中国之心”延伸出来的可能。这种可能根植于古典传统的精魂和性灵。须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还要有悟性,有器识,这是穆涛文章的绝妙处和显眼处,我以为,也是他的得意处。

  古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这恐怕是对传统文人最大的责难,也是今人读书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问题。穆涛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说古今,不乏诛心之论,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他强调“文章当合时宜而着”,并进一步指出“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事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有这般识见,文章自然不着一字空。他说:“我们中国以前自诩为‘礼仪之邦’,这话没错,因为规矩具体,礼数清晰。后来对礼失敬,诸多规矩被当成‘四旧’砸个稀巴烂,大的规矩失于朝野,摆不上台面的潜规则就冒出来了。”说的是旧人旧事,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在当下,借古喻今或以今说古,是读史的紧要处。西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明智的眼光,是能勘破世间幽微,洞悉世道人心众生万象,由此生出的境界与情怀,是有根基的。穆涛的笔法,深得历代笔记野史丛谈用思运笔之妙。前人笔记野史中,存着中国好文字的魅力,也容易培养出文人的“隐逸”情怀,但穆涛的文字,境界是“上出”的,字句却落在实处,有烟火气和人生的况味。

  穆涛看重古人的规矩,强调“我们已经到了思考正常国家状态下文学创作标准的时候了”,要有“中国制造”,走出百年以来国人于西学的“学徒”心态,寻回文化自信。大约要取“返转回复”之意,做些“返本开新”的工作。虽说是“先前的风气”,焉知不是向未来的可能性的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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