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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不如现在

2015-11-02 good

最近,葛剑雄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被高估的民国学术》的文章。文章中,葛先生将民国学术与晚清、现在的学术,做了一个纵向比较,对于民国学术,他写道:“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按常理,学术发展的规律应该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毕竟,诚如牛顿的那句名言所说,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前人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倘使后人超越不了前人,学术又如何进步呢?
不过,在我看来,现在的学术水准似乎还没有超过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理由如下:
首先,学术要想推陈出新,基本的前提必须要有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进步。单以小学教科书举例,在提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葛先生说:“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
这里,葛先生更强调的是,民国时期编教科书时的经济效益。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前面那句。民国时期,没有统一教材,各种教科书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恰恰有利于思想的多元发展。与民国比起来,现在的教科书,基本处于垄断状态。
其次,从年龄结构来讲,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50、60岁的学者正处于学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批学者,他们的求学时代,恰恰是在“文革”时期,他们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与他们相比,民国时期的学者,很多都是先在国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又曾有过西方的学术训练。
说到民国学者时,葛先生说:“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赵翼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是相信这句诗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这个时代,自然也应该有杰出的人才。问题是,这些人才,得到发挥的机遇了吗?这让我想起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的一段话,他说:“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再次,如果说现代的学术比民国时期的学术好,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应该比民国时期的最优秀的学者好。别的不说,就拿文史哲领域来讲吧。文学方面,在现代文学方面,众望所归的头牌非鲁迅莫属。而现在的作家,谁能够跟鲁迅相提并论呢?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了吧。虽然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如果我们拿莫言来跟鲁迅比较,说莫言的文学成就超过了鲁迅,估计绝大多数的现当代文学专家都不能够接受吧!史学方面,就更不用提了,民国时期有王国维,有钱穆,有“史学二陈”,不知道现在哪位历史学家能够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等人相提并论?就以钱穆先生为例,他是完全凭借刻苦自修的方式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文凭,光凭自修,还能进高校吗?这近乎不可能。
 
(资料图: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局部),画中人物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针对有人拿陈寅恪、钱穆等人说事,葛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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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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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先生的这段话,至少证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流传,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我们这个时代,就连一些有趣的故事,都没有了。
说完史学之后,再论哲学。民国时期有胡适、冯友兰、汤用彤等人。我们这个时代,有哪位哲学家呢?汤一介先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学者了吧。前段时间,汤一介先生刚刚逝世时,我跟研究汤氏家族的学者赵建永先生有过交流。据他说,汤一介先生自己就很清楚,论学术的原创力,与他父亲汤用彤比起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延伸阅读:
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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