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合作我要投稿 设为首页

首页 > 文章

中国人比三十年前更丑陋了吗

2015-09-10 zgycgc

 

近日,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某门户网站发表《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更加丑陋》一文,文章认为国人人格的集体性崩溃已经势不可挡,更可悲的是,国民还没意识到自己有人格障碍。朱大可认为宗教与美育是改造国民性的良药,然而引导者自身现在也出了问题,现实令人悲哀。但在笔者看来,朱大可除了历史引用出错外,所谓的改造良药也根本是开错了药方,并不能推导出中国人比三十年前更丑陋的结论。

鲁迅不是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人

朱大可在文章中说“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然而这句言之凿凿的结论却根本错误,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早已提出国民性论题。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称中国人有奴性、为我、好伪、怯懦等缺陷,1902年到1906年期间,梁启超编撰了《新民说》,站在救亡图存的角度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实际上,梁启超也并非最早指出中国国民性丑陋的人,在国民性一论上,梁启超颇受严复影响。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了社会有机体的学说,后来他又翻译斯宾塞《群学肆言》,严复将社会视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与生物体相似,其特质特征取决于组成它的细胞,因此,一国一群的面貌特征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状况。

严复说,“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他认为西方所以富强,是由于这三点都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也就说中国国民本身有问题,所以屡战屡败。梁启超受此影响,进一步论述了国民性问题,提出“新民说”,其后鲁迅、毛泽东、柏杨等人对国民性的论述或者改造,只不过是这种论调的余响。因此,称鲁迅首次谈论国民性丑陋本身就不对。

国民人格集体性崩塌是无稽之谈

严复梁启超等人对国民性的追问,是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应激反应,落后挨打,时人不免追问:为什么?从器物层面到制度文化,再到国民人格,这是历史的内在演变逻辑,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有其合理性,然而今天看来,严复颇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其对国民性的挖掘和反思走上了歧路。

中国人固然有诸多问题,但这并非中国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彼时的中国民众根本不可能决定国家事务,国家属于一家一姓,民众显然不能为国家的衰败负责,认为国民不爱国,愚昧,懦弱,只不过描述了现象而非本质,有避重就轻之嫌,这样的反思在当时尚可取,今天还一味坚持,显然是号错了脉,开错了药方。

朱大可在文章中说“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按朱大可的意思,中国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近30年以来崩溃最大,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但道德问题真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吗?

按照朱大可的意思,国民人格丑陋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姑且不谈论“文革”时期的夫妻反目,儿子举报父亲,走后门等诸多丑陋现象,就历史上的人格情形而言,也谈不上滑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人人格,可以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记述中窥见一二:中国民众“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在跟外国人交谈中他们毫无羞惭和自卑,反显得满不在乎,好像他们自己是优胜者”(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6页);达官贵人则“任意在室内吐痰,用手指擤鼻涕,拿衣袖或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前书第9页)。约翰·巴罗对清代中国民族的总结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经和真肤浅,彬彬有礼和粗鄙下流的奇异结合”(前书第220页)。

如果说这是外国人对中国人人格描述,不免偏见,那中国人自己的记载则更能说明问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自己买到假货的遭遇:买到过泥拓的假墨,泥做的外表涂了羊脂的假蜡烛,还有泥做的假烤鸭;他的仆人赵平曾以两千钱买了一双皮靴,结果下雨天就烂了,原来是用纸做的。可见,不诚信在清代已经很严重,并非新近才出现。

至于朱大可所举的19人见死不救的“小悦悦事件”,也不是“集体性人格障碍”的例证。中国人的冷漠并非“小悦悦事件”才形成,约翰·巴罗观察清代中国人时指出“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所谓的冷漠,并非天性如此,而社会是环境和法律规定使然,“小悦悦事件”前有彭宇案,这个案件的恶劣影响延续至今,每个人都怕“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的指责;再则,当时情况不明,没有专业知识贸然去救,二次伤害可能更大,何况这个事件疑点颇多,比如视频被刻意剪辑、调亮,再经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放大,成为影响力很大的案件,给人一种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印象。

社交媒体兴盛的大环境下,一些个别事件往往会被放大,这就是社会营销和互联网营销的妙诀所在,但这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在此不做过多论述。但以个别事例就认为中国人道德滑坡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统计和调查,就说会导致什么后果,显然不合理。

朱大可文前文说SARS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后面接着说“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前后毫无逻辑,推论非常奇怪。

精英人格丑陋比民众道德缺陷更可怕

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构成,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若将一些个别事例放大,以此证明中国人人格面临集体性崩塌,是站不住脚的。类似小悦悦这类事件,也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尽管出现一例就令人悲伤,但我们也大不可就此惊呼中国的道德完蛋了。实际上,当下普通中国民众的道德水准,相比于历史水准而言,已有很大提升。

相较普通人的道德问题而言,部分精英群体的道德崩塌才是可怕的,精英相对一般民众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示范作用突出,他们若出现道德崩塌,势必导致社会整体风气变差。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部分精英群体道德水平出现大幅度下滑,他们才是社会的负能量。这些问题精英包括学术抄袭的学者,贪污腐化的官员,吸毒出轨的演艺明星,偷税漏税不择手段的商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人通过自我努力走向了成功,变身社会精英,然而部分精英群体由于“文革”的负面影响,成功后逐渐人格崩塌,比如刚刚被处理的郭姓、徐姓等一大批贪污蛀虫,又比如到处骗吃骗喝,一言不合就雇凶杀人的大师王林,他们才是导致社会溃败的关键原因。

这批人身上有着相似特点:坚信实用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知识的渴求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混个文凭或学历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才是目标;言行不一,抵赖撒谎。这些人与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影响了一批人,使社会风气日益变差。

更为可悲的是,这些人都拥有大量拥趸,粉丝众多,他们的撒谎抵赖与蛮不讲理,进一步导致社会风气恶化,如果要说道德滑坡,国民人格崩塌,那这些人才是崩塌的真正原因,而非普通民众。

民众要变好更多的是经济和法律制度问题

认为中国人人格丑陋,国民性有重大缺陷,继而提出对国民人格进行改造,并非新命题,从梁启超开始,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提出了各种改造建议,政府也并非没有付诸行动,从近代历史看,无论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还是“文革”的人格再造,都以失败告终,道德甚至出现大幅度下降(文革时期),改造国民性根本走错了路。

国民道德,抑或是国民人格,其形成的关键与经济因素有关,更与社会环境法律制度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连国民都不是,只能称为臣民,而臣民除了服从,没有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单纯指责中国人丑陋,于事无补。

笔者在本文多次引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记载,因为在笔者看来,我们今天的许多讨论,尚不及当时英国人的观察,马戛尔尼当时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人格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指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一切以权力为核心,一切为权力服务。谈道德与人格,对民众过于奢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信条,在人们还在为吃饱穿暖挣扎的时候,谈礼节与荣辱显然不可行,当然,即便吃饱穿暖,也并非立即就知道礼节,还须辅以法律与制度,与马戛尔尼同行的约翰·巴罗其实已经指出了解决办法:“一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作为判断该国达到文明程度的标准。妇女的风俗、习惯和丰富的感情,对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往往促使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看到重视女性道德和才智的国家,必定有良好的法制保护全民的福利。”(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93页)

在一个郜艳敏被拐卖后,还能得到部分媒体歌颂和民众感动的时代,直接指责国民人格崩溃,这绝对是缘木求鱼。


本站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如果有侵权内容、不妥之处,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删除,敬请谅解!联系:924177110

  Copyright © 2022 中国原创歌词网基地 .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