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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娜:我安于山川万物的沉默和不回应

2015-10-11 风云雪雨松 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2015年驻校诗人入校仪式。青年诗人冯娜作为该校的第十二位驻校诗人参加，她也是首位“85后”驻校诗人。

　　冯娜，云南丽江人，白族，毕业于中山大学，随后在该校任职。她着有诗集《云上的夜晚》、《寻鹤》、《彼有野鹿》、《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散文集《一个季节的西藏》等。她曾在《诗刊》、《天涯》、《新华文摘》、《诗选刊》等刊物发表作品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各大选本。

　　冯娜近年来很受关注，曾获第二届奔腾诗人奖、“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十大新锐诗人等各类奖项。2013年，她参加了第二十九届青春诗会；2014年，获第十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15年，受台湾东华大学邀请参加“两岸青年诗歌座谈会”。

　　冯娜的本职工作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在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后的一年，她将为首师大的同学开设诗歌方面的讲座和课程，与在校学生进行对话和交流，当然，也会顺势参加北京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在这一年里，我大概会过着广州、北京‘两栖’的双城生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生于1985年的她，将接下来的挑战和体验，看作是而立之年收到的美妙礼物。

　　羊城晚报记者何晶

　　1高中考语文

　　老师没给我的诗歌打分

　　羊城晚报：这些年你出版了不少作品，诗集、散文集都有，产量算是比较丰厚？

　　冯娜：说来惭愧，前几天还和一个小说家朋友聊到，其实我是一个挺散漫的写作者；比起很自律、勤奋的写作者来说，我十分汗颜，产量当然也谈不上丰厚。不过应该说，我保持了一种自己的写作节奏吧，其间自然也包含了不断的训练、调整、平衡，以及写作的自觉。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很具体琐碎的，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在抵抗、消化、提炼和升华这些日常之物。

　　羊城晚报：广州的诗歌活动其实很活跃，但不常见到你，和你的性格应该有关系？

　　冯娜：本质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但我也珍惜因为文学和诗歌而来的友谊。大多数时候在广东参加活动，也就是向朋友们致意、向他们辛勤从事的工作致意。但可能人在某些特定阶段会很难顾及许多事情，比如近几年我就不断忙于自己的许多事，难以分身，只好取舍。如果从遵从内心意愿的角度出发，我确实更愿意一个人安静待着、远游或者和三五知己说说话。

　　羊城晚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还记得第一首发表的诗歌吗？

　　冯娜：这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期。高中的语文考试我还写过诗歌，还记得当时老师没给我打分。我很感谢这位老师的宽容，他只是告诉我高考时候写诗很容易被判为离题或低分。

　　第一首发表的诗歌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在大学时候吧。2004年左右我在《珠海特区报》做大学生记者，那儿有个老师叫王立夏，本来她约我写的是影评或书评，但她发表过我的诗歌，当时的鼓励让我记忆至今。

　　2云南是馈赠

　　但写作不为证明“地域”

　　羊城晚报：都说云南出诗人，你觉得云南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冯娜：云南有非常深厚的诗歌传统。不仅是诗人，对每个人而言，云南这片土地都是上天赐予的一份伟大馈赠。之前接受采访时我也多次谈到，云南给予我永远的高原天性，它让我有一个地理意义甚至精神上的故乡，赋予了我太多的梦、景象、镜像、想象和言辞。

　　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我的童年时代就是云南给予我的伟大馈赠。

　　羊城晚报：以前和你讨论过诗歌地域性的问题，我记得你说，一谈到地域性感觉就狭隘了。你怎么看诗歌与地域的关系？

　　冯娜：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地域性”的时候，首先是一种类似“身份界定”的标签，我对任何“打标签”的行为都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一个诗人总是围绕某一地域写作就是有所谓的“地域性”特征吗？这未免太草率和狭隘。就我所理解的大作家们，比如福克纳、鲁尔福、博尔赫斯，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写作原乡，那又怎么去定义他们的“地域性”呢？优秀的诗人肯定是超越了“地域性”、“某某文学”这些概念化的东西在写作的。当然，在文学批评上，概念和标签是有利于梳理的一种理论方法。

　　羊城晚报：所以我总感觉，你想表达的其实是超越地域的某些共通的情感，这样理解对吗？

　　冯娜：我的诗歌经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评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我的诗歌当中，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的，但这不代表我基于它们本身在写作，只不过它们肯定是我精神源头的一些部分。我想表达的共通情感、生命体验，有时可能确实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为情动于衷，必须用这些方式来体现，而不是相反。

　　3抒情到及物最大改变在克制

　　羊城晚报：看你平常发的朋友圈，很多有关植物、山水，这些喜好似乎也直接影响了你的写作？

　　冯娜：我觉得自然万物包含了太多的灵性、情感、秘密、秩序、教诲。我在写诗的同时也写散文随笔，偶尔也写小说。前几年我写过关于西藏的一本书《一个季节的西藏》，至今还在报纸开设着一个写植物的专栏。说实话，大自然间的事物流转、变幻、守候，让我着迷，也会让我获得一份沉静的心境。

　　我喜欢和山川、动植物待在一起，安于它们的沉默和不回应。我们很多人，包括写作者，往往失去的是一份无言的自信。现在，可能我也到了见到很多东西会想一想“说什么、怎么说、到底需不需要说”的时候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季节的西藏》？

　　冯娜：它是我一次藏地深度游的札记。这次西藏之旅勾起了我很多小时候在云南藏区生活的记忆，同时我对藏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在旅行结束后把自己关在家里慢慢消化并写了这本书。

　　羊城晚报：我记得前阵子你在网上贴了一首旧作《洱海》，而且自觉以前的诗还是挺抒情的。换言之，你感觉自己的写作在风格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冯娜：也许最大的改变就是克制了很多不必要的抒情，更加及物。这跟我的生活是一体的，也就是克制和处理了很多青春期情绪化的东西。抒情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有效抒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羊城晚报：有对你影响深刻的诗人吗？从审美趣味上来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诗？

　　冯娜：我的阅读很杂，所以要说有影响的诗人会是一个很长的名单。我脑海里此刻想到的是李白、苏轼、里尔克、博尔赫斯、辛波斯卡、阿赫玛托娃……从审美趣味上，我肯定是喜欢那些纯度和饱和度都很高的诗，无论是感情还是智性或者是人性的幽深和光辉。

　　羊城晚报：真正写诗的人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诗歌的命运，写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总有人说属于诗歌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诗歌的发展不可能有新的高峰。你怎么看？

　　冯娜：主要是担心也没用。诗歌也好，诗人也罢，都有其各自的命运。“诗歌的年代”，如果是说现代诗的话，大约是指那个狂热的上世纪八零年代？我觉得那也是非正常、非理性的诗歌年代，诗歌充当了类似今天足球运动这样的作用。

　　诗歌发展的高峰现在还无法评价，有待更多诗人的努力、更多诗歌的积累，时间的检验以及后世的诗歌诉求和眼光。说起这个，我觉得时间才是真正的宽忍和残酷，其他都没有用。可能也只有诗歌才能“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4不关注读者重视自我建设

　　羊城晚报：你关心自己写的诗有没有读者吗？介意别人对你诗歌的评价吗？

　　冯娜：以前会，现在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关注点改变了，我更加投入地关注自己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大量的精力投入在自我建设上，已经无暇关注其他。

　　羊城晚报：你看不看同龄人的诗集？会互相讨论吗？

　　冯娜：看。虽然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有一些相互砥砺的诗歌同道是幸事。偶尔交流，不算频繁，这跟我个人的时间和性格有关。不过我还会更多地与小说家和不专业写作的资深阅读人士们交流。

　　羊城晚报：能谈谈你在写作上的抱负吗？你认为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诗人？

　　冯娜：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抱负应该深埋于他的心中和作品当中。优秀的诗人都站在他们的作品背后，让人能感受到他们作为一名诗人的荣耀和光芒，有温度、有心跳、有深刻的知悉和智慧、有来路和去向，他们的存在对其他诗人来说更多的是感到力量。

　　羊城晚报：最近你为什么会想到做一个“艺术沙龙”？

　　冯娜：“冯娜艺术沙龙”是“冯娜工作室”的一个主要项目，这个工作室是由我发起创立，几个朋友一起合作的。目前的定位是文化传播与艺术推广机构，旨在关注成人的自我教育和社会理想，其实也就是在摸索现代人们对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期待。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合作，也会做一些文化创意方面的事情。

　　从事这份业余工作，说实话我经过了很多心理建设，但也使一个诗人更加接地气了，获得了另一重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也是一个比较贪玩的人，觉得人生苦短，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跟有趣的人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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