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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百川奖”作曲比赛落幕,先锋技术还被需要吗?

发布时间:2021-10-21 发布人:中国原创歌词网基地

今年入围决赛的十部作品,由海外评委通过“云端”打分、国内评委在音乐会现场打分,最终,《林·听》(上海音乐学院孙昊瀚)荣获一等奖;《嘒嘒》(四川音乐学院刘鹏)、《翩跹》(中央音乐学院刘盈廷)获二等奖;《沿着季风的方向》(中央音乐学院南思羽)、《流年》(上海音乐学院李谌熙)、《秋寂》(上海音乐学院郑光智)获三等奖;《忆垂髫》(中央音乐学院赵一儒)、《sonus-enulsion 声像交融》(韩国 杨永光)、《夜之旅》(江西农业大学何弦)、《牡丹亭梦》(中国音乐学院张晏宁)获优秀奖。

第十届“百川奖”作曲比赛落幕,先锋技术还被需要吗?

 


10月12日、13日,第十届“百川奖”作曲比赛决赛获奖作品暨颁奖音乐会、创作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


今年入围决赛的十部作品,由海外评委通过“云端”打分、国内评委在音乐会现场打分,最终,《林·听》(上海音乐学院孙昊瀚)荣获一等奖;《嘒嘒》(四川音乐学院刘鹏)、《翩跹》(中央音乐学院刘盈廷)获二等奖;《沿着季风的方向》(中央音乐学院南思羽)、《流年》(上海音乐学院李谌熙)、《秋寂》(上海音乐学院郑光智)获三等奖;《忆垂髫》(中央音乐学院赵一儒)、《sonus-enulsion 声像交融》(韩国 杨永光)、《夜之旅》(江西农业大学何弦)、《牡丹亭梦》(中国音乐学院张晏宁)获优秀奖。


十届“百川” 硕果累累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介绍,“百川奖”作曲比赛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世界首演了94部获奖作曲家的原创作品,它一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重大活动之一,已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十届“百川奖”硕果累累,上音以赛事为牵引,带动学科建设的多维发展,加强了跨学科、跨系部的协同合作,不仅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更形成“创作、演奏、研究(评论)”的音乐生态循环。廖昌永表示,上音将以“百川奖”为代表的学校重大活动打造成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乃至文化强国战略作出新贡献。


上音作曲指挥系主任、评委周湘林介绍,最近三届“百川奖”比赛共收到国内外投稿254部,其中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投稿近50部,覆盖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获奖作品音乐会由指挥家高健带领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和上音师生共同演绎,全程网络直播,线上观众超过了18万。


今年决赛的评委包括十几名海内外知名作曲家,如,新西兰作曲家、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主席格伦达·基姆,科隆音乐学院新音乐研究院院长约翰尼斯·薛尔霍恩,以及国内独立音乐专业高校的作曲教授。评委们一致认为,本届获奖作品整体水准很高,展现出获奖者优秀的创作技法、灵动的才思,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纵观全球,一项赛事的影响力与其发展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希望‘百川奖’能持续办下去,这也是其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的一个保证。”上音作曲指挥系副主任陈牧声表示,从明年第11届比赛开始,“百川奖”或将加入世界国际比赛联盟,进一步确立此赛事在业界的权威性。


实现从谱面到音响




十年来,“百川奖”作曲比赛见证了国内外青年音乐创作人才的成长,其中许多参赛者是通过“百川奖”的舞台第一次听见自己的作品。


“当时国内的作曲比赛比较少,我参赛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要自己花钱找演奏员演我的作品。而现在学院会请专门的室内乐团和指挥来演奏参赛者的作品。”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青年教师梁楠曾参加第一、二届“百川奖”,他体会到“百川奖”使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全国各地的参赛者也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2010年,维吾尔族学生依克山·阿不都沙拉木第一次参加作曲比赛,以《裂变》在第二届“百川奖”拔得头筹。2019年,他又获得意大利卢契亚诺·贝里奥国际作曲大赛惟一大奖,同时有多部作品被国内外乐团演出并出版发行。如今,依克山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他深有感触地说,“‘百川奖’对我之后从事音乐创作的思路和决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毕业于央音的刘欢凭借《竹林与水田》获得上届“百川奖”第一名,现在她已成为上音作曲指挥系的青年教师。她说,“青年音乐创作者都渴望作品从纸质的谱面变成鲜活的音响。‘百川奖’给了我们机会,激发我们对音色、技巧进行新的创造和探索。”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决赛作品音乐会上,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非常精彩,给许多现场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音在读博士生盛萌回忆,2015年他第一次参加比赛时,乐器编制还是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纯西洋乐器;2019年,比赛乐器编制加入了三件中国民族乐器——笛子、琵琶、二胡,对创作和演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他认为,中西乐器混合的室内乐编制可以激发大家去关注中国文化、博采众长、学贯中西,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为了帮助外国参赛者了解中国民族乐器,组委会在官方网站发布了介绍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的视频。评委、法国作曲家、频谱乐派创始人之一特里斯坦·米哈伊表示:“对于年轻作曲家来说,鼓励他们不断创新、探索未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也十分喜欢中西乐器混用的想法,这会丰富我们创作时的声音调色盘。”


创意的发挥还有空间




在10月13日举行的创作研讨会上,评委们指出了获奖作品中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中肯建议,令年轻作曲家们受益匪浅。


上音作曲教授徐孟东表示,一些作品在追求音效方面的表现很相似,音响的布局、音块的运用手法相近、个性不足。央音教授唐建平认为,获奖作品整体的创造性、先锋性还不够,创意的发挥还有空间。他建议青年作曲家在音乐的戏剧张力、节奏等方面力求达到极致,才可能有更出色、到位的表达。上音作曲教授尹明五表示,一些作品织体太满导致声音效果欠佳,他建议选手们学习中国书法绘画的留白手法,音块的组织与构建可以更简洁,达到结构布局有张有弛、音响流动疏密相间。


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元指出,一些作品体现出青年作曲家普遍对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不够熟悉,没有完全发挥出它们各自的特色。既然是中西乐器结合的编制,就要让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的音色实现互补,每一件乐器要体现出它的不可替代性。上音教授朱世瑞告诫青年作曲家,中西乐器并非简单地混合运用,而是在交流、对比中体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


如何在创作中体现个性,形成个性化的音乐语汇?评委们结合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创作体会给青年作曲家们提出了建议。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金平分析,相同的编制要求不应让创作变得套路,而是要把自己内心不同的追求表现出来,这需要加深对乐器的理解。上音教授徐坚强提醒选手们,避免对特殊技法的过度追求,而应富有智慧地去思考音乐本身的需要。


中国东盟音乐周艺术总监钟峻程建议,青年作曲家目光要广阔,例如,多关注一些地方特色少数民族音乐;选材要具有当代性,考虑如何用音乐去表现时代的变化。


上音教授赵光认为,音乐创作是个人化的自我寻找、自我分享的过程,建议青年作曲家多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找到表达自我的音乐语汇。

 


先锋技术还被需要吗?

 


在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百川奖”作曲比赛中,有着清晰旋律线条、和声色彩、简洁音乐语言的作品《林·听》拔得头筹。作为推崇新锐观念及先锋创作手法,注重推新出奇的专业院校举办的作曲比赛,“百川奖”在其十届发展过程中最为偏重的技术——“先锋作曲手法”,怎么失宠了呢?那些学子们追随的序列音、音块、非常规演奏法等技术,在当下的学术氛围中是否已经过时,甚至是不被需要了呢?这些话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深思。


客观地说,当晚的比赛音乐会中所呈现的10部作品多是技术运用较为娴熟的探索,技术的运用流畅自如,旨意的表达集中明确,风格的呈现及其发展也较为统一,指挥家高健的排演也恰到好处,甚至作品的题解也颇有文采。不仅吴昊瀚及其《林·听》,获得二等奖的《嘒嘒》《蹁跹》、三等奖的《秋寂》《流年》《沿着季风的方向》,甚至优秀奖的《牡丹亭梦》《声象交融》《夜之旅》《忆垂髫》等,都有这样的艺术品质。这也使作品间的差异极小,评分甚至算到了小数点后两位数(百分制)。这种现象说明当下青年一代作曲家在世界前沿作曲资源的占有上、在培养的环境上,都有较为优厚的条件,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的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等作曲家在获取国际作曲技术资讯时条件那样困难了。那么,第一代先锋主义作曲家玩转的技术是不是在当下不合时宜了呢?


其实不然。先锋技法作为受宠近一个世纪的技术,在与巴洛克、古典、浪漫、民族及印象主义等手法一起成为历史的同时,至今仍是专业音乐学院的学习者所临习的技术之重,就像我们至今仍要学习古典主义的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手法一样。潘德列茨基于2008年在中国讲学时就特地强调研习它的必要性,而罗忠镕、朱践耳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作曲家的成功探索,尤其是中国化的融会所获得的学界认可,都可见其存在的价值。在学院中推崇这些技术更是学术研究的必要,这是国内外专业作曲比赛仍重视这些技术的原因之一。


那么,中国青年作曲家如何才能用好先锋技术呢?


其一是要注意与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甚至艺术语言的融合。中国自古就有新奇艺术的传统,先秦楚文化、魏晋玄学中都有追求瑰丽奇异色彩的成功经历,隋唐文化甚至直接将西域绮幻手法引入宫廷之中。近代以来的谭小麟、桑桐、陈铭志等也将序列音、无调性成功运用,改革开放以后的罗忠镕、朱践耳、杨立青、赵晓生等,也都有中国艺术语言融于西方先锋手法而获得成功的案例。《涉江采芙蓉》《天乐》《唐诗四首》《太极》等曲,其中的中国民族音乐语言是内容要素及构建的基础,也是审美认同的情感基础。本届百川奖一等奖作品《林·听》所注重的自然声响的描摹及渐变式的裂变,也给人以“亲切的新奇感”。


其二是要注意形式服务于内容的技术运用。十二音、序列音、音块等手法在“学生腔”的创作中常被机械化、数学式地死板运用,只能使音乐的现代化表现为形式主义的僵化。那些形式至上的单纯技术试验型创作,也自然会遭到业界诟病及至大众的无视。技术服务于内容表现之需,则将先锋手法的选择性变得更多,如《林·听》在和声、节奏等音乐语言上变得更为变化丰富,《嘒嘒》在现代手法上也使其音乐张弛、明暗、疏密的对比更为强烈,《翩跹》在语意明确表达上的优势也更为凸显。


其三是要注意个性服务于共性的审美习惯。如音列、系列或音高关系的可听性声响的塑造,尤其是类人声音域或自然旋律音区的使用,应符合人类的听觉习惯,而非极端的个性表达并以“给未来人”“给他物种”听为借口或标榜。音乐创作出来总是要给人听,并力求获得人的认同,不管是参加作曲比赛,还是用于音乐会表演或学术交流,自我诠释的想法与理念再好,如果失去了共性的听觉之需,都是技术落地的失败之处。先锋技法不能技术、内容“两张皮”,更不能个性、共性互不搭。


“树欲静而风不止”(《韩诗外传》),先锋技术这棵大树要想在审美风尚中有立足之地,由外及内的技术训练是基础,而由内而外的音乐内容表达,才是需求的“物动心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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