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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别”解古典诗词

发布时间:2014-07-02 发布人:admin

【核心提示】从实际看,胡适并没有对旧有传统文学一概抛弃,反而通过对旧文学的深彻研究,探寻出新文学的发展“新路”;并且由于受新思想、观念影响,他对旧文学,便有了别样的评价眼光,有了恢复古典诗词原本鲜活生命情态的自信。

 胡适那一代人,自幼受旧文化熏陶,又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两相冲撞,火花四溅。于是,对于旧文学,便有了许多数百上千年未有的颠覆看法,有了让大多研读旧文学者震悚,“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几乎感觉石破天惊的论断。

  胡适那一代人,自幼受旧文化熏陶,又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两相冲撞,火花四溅。于是,对于旧文学,便有了许多数百上千年未有的颠覆看法,有了让大多研读旧文学者震悚,“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几乎感觉石破天惊的论断。通过对胡适研究旧文化、旧文学著述的阅读,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胡适不仅是新文化,文学得风气先的倡导者,同时是以现代眼光梳理旧文化、文学,重新考量其价值的有绝大贡献者。

  胡适对古典诗词的研究,最早起于对“新文学”、“文学革命”的思考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即从“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的视角,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这样的看法,胡适后来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而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经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谈新诗》)

  为何历史上需要“文学革命”,胡适认为,是因为文学“有病”了。病在何处?按胡适留学期间尚不完备的见解,有“无病而呻”;“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仅以“言之无物”看:“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仅由此考察,唐以下宋、元、明、清数百千年,言之有物之诗作,不过“寥寥如凤毛麟角”。这样的状态,不需要进行“文学革命”吗?

  这样的思想,胡适在他那篇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发展为“八事”。在避免“三病”之外加有“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虽然这种归纳仍嫌粗放,并且未能究诘到根本,可这些文字在当时问世,仍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除去这样宏观考察古典诗词演变线索脉络,在一些具体作品探讨上,胡适也新见迭出。这一些“新见”,不仅震动当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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