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散文的编选与脉络

2015-08-06 rzxuv362 

《给孩子的散文》之命名，显然应从广义的角度看，大约即“年轻朋友”的意思，否则狭义而观，如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闻一多《贾岛》、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等文章，未必是真的“孩童”所能读得懂的。北岛、李陀编选这册散文集，自五四时期以降，纵贯近百年，虽为普及的目的，但选家之眼光及标尺，越是普及读物，或越可能体现无遗（如唐诗选本中的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若略加探究是中的微妙处，想来不是全然无益的罢。

在作者的选取上，大致还是能分出一条界线的，即“现代”（一九四九年之前成名或成年的）与“当代”，前者略多，但并未太失衡，大体保持均势。若细看，会发现有一段时期是基本空白的，即通称“十七年文学”的段落（而动荡十年之“黑屏”理所当然），以散文名世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亦踪迹不见，而后来名气颇大的余秋雨散文也是未入选，其间，选家的春秋笔法是耐人寻味的。至于作者的身份，除“常规”的作家之外，另如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傅雷是翻译家，饶宗颐是史学家，陈从周是园林专家，新凤霞是评剧演员，高尔泰是美学家，李零、冯象是人文学者，在在可见选家意欲拓宽散文范畴及不受作者职业局囿的用心。

不过，我还是要提出一些可商榷之处：选了鲁迅的两篇短文《好的故事》《雪》，胡适未入选尚可，但缺失周作人却不大合适，毕竟以散文而言，周氏兄弟乃现代散文两大风格的代表，无出其右者（鲁迅亦曾对日本记者说，周作人是中国最好的散文作家），有鲁迅而无知堂，遗憾；更何况俞平伯与废名入选，苦雨斋弟子来了两位，本尊却未出现，怪哉（而废名的这篇随笔《蝇》，写作灵感多半是从知堂之《苍蝇》来的）；再有，后面入选的汪曾祺、黄裳的文章，均有知堂一脉的流风余韵。有此种种，少了知堂的作品，是不太对头的。另外，冰心落选，虽也没什么，但既然是“给孩子的散文”，为她留一席之地亦未尝不可。而杨绛、张中行的缺席，遗憾算是大的（开个玩笑，少了北岛的散文尚可，杨张二位若不在，当代散文的少半壁江山大约就没了）；杨绛、张中行、汪曾祺均跨“现代”与“当代”两个时期，而散文写作却大致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这一阶段文坛重要的收获；张中行的《负暄琐话》里有许多适合选的篇章，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虽好，不过篇幅稍长，《杂忆与杂写》中有精粹的文章可用。

在散文的范畴、视野之拓宽上，《给孩子的散文》的用心可见。编者说，散文“绝不是只有抒情和记事，无论文体、风格、样式，还是内容、题材、立意，都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什么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因之，选入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闻一多《贾岛》、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傅雷书信：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网师园》、黄裳《怀素〈食鱼帖〉》、冯象《太初》、孟晖《妙饮沉香一缕烟》等，这些文章，大约都不是曾被约束得极狭窄的所谓“散文”，有翻译家的家书，有科学家的科普文章，有人文学者的文史笔记，大大给散文这种文体松松绑解解乏。“散文绝不能只是自由的表达，散文世界后面还应该有更广阔的知识世界”，的确，不要急于给散文限定一个框子，予以不拘一格的机会反而是好的。

关于具体篇目的选择，或可以说一说。俞平伯入选的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而非更有名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或《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见选家的眼光：前者文体“古怪”，乃一则读“谕旨”的笔记，其冷门，大约没太多人读过，但的确别具一格，情理俱佳，耐看；而后者声名远播，其实并不太成熟，其情绪及文字有“浓得化不开”之嫌。而朱自清，选入的是《匆匆》，这就有点奇怪了，并不是不能选，而是与选俞平伯文章标准不一：《匆匆》（还有《荷塘月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似，都不属于作家的成熟作品，有些造作，稚嫩了些；朱自清的最耐看文章，大致集中在后期的《论雅俗共赏》《经典常谈》《标准与尺度》等集子里，从此中选取更合适些。

而对比一下集子中不同阶段的作品，或很有意味，当然，只能大致分期，仍提“现代”（一九四九年之前成名或成年的）与“当代”这个说法（毕竟有许多作家是跨越的）。看得出，选家尽力要多元些、平衡些，但还是能瞧出一些眉目：除去文学行当以外的作者，“当代”部分，占压倒多数的为小说家（兼写散文），如莫言、史铁生、贾平凹、张承志、王安忆、格非、余华、苏童、韩少功、西西等，另外，北岛、顾城为诗人，毛尖、李娟是散文或随笔作者，刘亮程散文、小说都写；而“现代”部分，身份比较杂糅，鲁迅、郭沫若不必说，朱自清、梁实秋散文为主（还搞文学研究、翻译等），巴金、老舍、萧红是小说家，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俱佳，傅雷是翻译家且美术、音乐均擅长，闻一多是诗人、文学研究者（出身美术专业），俞平伯是学者、散文家、诗人，丰子恺是画家、散文家，等等。这个样子列出来，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来的。

　　较之别的文体，散文更“素颜”些，往往其作者之学养、趣味等做不得假，易直露出来。从这些散文作品的观感而言，我想起知堂曾说过一些话，“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知堂对白话文初期的一些作品不太满意，认为虽如水晶球般透明可爱，却经不得多读，所以希望“杂糅调和”，“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文章带些涩味，或是更高的标准。如是观之，“当代”部分的散文作品，似近于水晶球样的更多些，较之前辈文字的耐咀嚼，虽不能讲就是退化，却仍为一件遗憾的事情。

《给孩子的散文》北岛、李陀选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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