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历史背景不同导致根源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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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照两地的中国风歌曲可以明显感觉到,台湾的中国风歌曲,常常是将主体“我”带入,即“我”是中国风歌词中的主人公,以此为中心在创作。如周杰伦《发如雪》、《青花瓷》、《千里之外》等一系列歌曲,林俊杰《醉赤壁》、范逸臣《醉青楼》(作词:林乔)等歌曲。在歌词叙述上,都是从第一人称说起。这样写的,就是把个人带入某个时代中的某一个角色,这些“中国风”就有了特定的时空年代。比方说《青花瓷》,依照创作者的说法,年代就应该是在宋朝,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爱情故事。再者如《千里之外》,从MV来看,歌词中的“我”,就应该是民国时期大上海歌舞厅的一个打杂工。当然,也有泛泛而谈的,诸如弦子《醉清风》、TANK《独唱情歌》,虽然没有特定的年代指定,但是都是从第一人称带入而创作的。用第一人称“我”带入中国风歌曲中的好处是,歌手化身为中国风里面的角色,让听众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穿越,也正是当下许多文本创作的风潮。7 X5 w$ K1 J7 M. q
3 ^. m9 A0 ]& ], |(2)香港地区明显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词人是站在局外,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叙述的,这样的写法,跳出了第一人称的局限,使其在情感的升华上,扩大了空间范围。也让其在创作上,能够多一些犹如旁白的自我解说。如谢安琪《祝英台》从第三人称来看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从而发出“为什求觅到所爱必先要装笑扮呆?苦哀求别人慷慨,为什求活到精采 须将衬衣卸下来,露背坦胸不自爱,会否等得见未来 女共男 均等竞赛”的感慨。香港中国风为什么不主动提“我”?香港著名文化批评家林奕华为我们做了说明,他谈到,在他与詹瑞文合作的独角戏《万世歌王》里面有一段台词:“大家刚才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我》。这首歌红吗?相比之下,张国荣的另一首《红》就很多人认识得了,为什么《红》能红起来,而《我》不能?因为《我》不是唱歌中国人的一首歌,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不会吧“我我我”挂在嘴边,所以‘I did it my way’不是中文歌。‘我’从来不是香港流行曲最受欢迎的题材——他之所以凭借在巨星们的个人演唱会上以一首歌曲来生存,也是因为神袛们在经历潮流的无情冲击后,心情上总有无限委屈,却仍觉得应为自己不倒而骄傲,这说明了‘我’是每个流行歌手必须付出的、代价来换取的最高荣誉,例如.....真的我。‘我’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是在能把自己的意愿,以言行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做出主动,凡事不用受环境支配。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却成为无力,无奈的代名词---在瞬息万变的潮流之前,我们已经失去掌握主动的自觉和决心”。林奕华从根源上道出了香港中国风歌曲乃至香港流行文化为什么很少提及“我”的根源,即缺少自我认同。香港沦为殖民地之后,一方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但又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这种交叉,让港人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怀疑。这种港人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经常在以电影跟流行乐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中体现。例如电影《无间道》里,警察与黑社会的双双卧底,最后彼此模糊不清,正是港人面对97回归之后的疑问。乐队Beyond《爸爸妈妈》这首歌也正是通过流行歌曲反应港人对于身份认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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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作为一个不能登堂入室的文学载体,一直很难被主流文化接受。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描述:“这里有被当代文学史粗暴忽略的汉语黄金。可以说,歌词从来未进入过正统文学史的残缺视野,但其中的精华部分绝不逊色于任一种现代文学的典范作品。它的光辉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而在人们的意识之外,它是我们视而不见的一束强光。” 林夕曾说:“都是词,但我们现在香港的歌词难以和宋朝的词相比,即使时间的视差得到矫正,历史的尘可以抹清,流行歌词仍洗不掉商业产品的身份。但不要误会苏东坡定然比现代词人清高很多,双方不过都是用切合自己时代的表达模式来创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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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歌曲的发展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只不过二十一世纪初,台湾歌手周杰伦与其词搭档方文山,在作曲、编曲、歌词、甚至MV,都做得更加细致化,使其中国风歌曲更加纯正。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风歌词的造成是中国文人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也是后现代与传统文化的一个交接。甚至从历史渊源上说,是大众文化领域里解构者对于自我的认同感和寻根意识的体现。流行音乐是日新月异的工业,听众对于流行音乐多元化的要求也促使着流行音乐不断更新发展。现在回头来看,中国风歌曲的确在流行音乐上有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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