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曲家崔炳元的创作与以上几位作曲家相比,在民族性与交响性的运用与结合上做得更加细腻(也许不是最好,但却是最实用的)。举例来说,人们在聆听他的作品时,发现每部作品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这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就是一种鲜活的、真实的民族性的体现(民歌、小调、地方戏曲等)。, Y+ ? r6 |9 u/ ` R, {& A
\2 p5 O/ c' ^/ L7 \1 S 其实,崔炳元的作品在气势上并非惊心动魄,内容上也不具备深奥的哲理。他的作品往往似奔放的音诗,绚烂的音画以及辉煌的史诗,其中既有清新自然的风格和沁人心脾的意境,又有憨畅淋漓、热烈厚重的豪迈之情。9 q$ H9 K7 Y* y$ ]% p5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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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炳元是一位扎根西北大地的作曲家,他数十年辛勤耕耘,努力学习,潜心实践,将西北音乐的独特民族性掌握得扎实而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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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v2 D/ N7 `/ x' Z# l- m 当晚的音乐会中,他的交响序曲《九曲秧歌黄河阵》、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五台社火”(选自《大秦岭》),“丝路小交响曲”(选自《长安》)等作品,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民族性烙印。这些作品中丰富的民族旋律,娓惋的民歌特性和鲜活的民俗舞蹈感,均显得清新、流畅和自然,没有不舒服的做作之感(《如九曲秧歌黄河阵》中的安塞腰鼓场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陕北民歌色彩,《丝路小交响曲》中的西域乐风等)。9 N5 q! X( M" F
' |2 }9 h c/ G 由此看来,崔炳元在创作中所采用的民族性元素,是一种基于原始的,带有创造性的“蜕变”元素,它超越了以往借鉴、拼贴、节选、修饰等初级形式,成为了作曲家个人的,通过内心涌动而产生出的独创乐思(最近听了女高音歌唱家沙莎演唱崔炳元创作的歌曲《好一朵青花牡丹》。通过这首歌曲,我真正体会到了作曲家与民族、民间、民俗融为一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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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当人们回过头来仔细倾听这些作品时,便会自然地发现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就是崔炳元作品中民族性与交响性相结合的特点。2 |, Z4 D4 |% \8 u5 Q;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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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感觉,崔炳元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不仅“自然相生”地运用了民族性元素,还将其与内心的交响性思维进行了主动的融合。且以富有中国特色的和声、配器及复调技术,将这两个方面的精华结合在一起(如“山丹丹”中采用的赋格、变奏、近远关系转调等手法,“丝路小交响曲”的复调处理和特性节奏运用等),形成了框架、内容、色彩“三合一”的整体,取得了富有韵味和气势的效果。. k3 B$ U# `+ m" y( ]" ]
, o# z; K& l% V6 w) a+ Z, ^ 由此看来,民族性与交响性的结合,仍然是中国交响乐创作的根本原则。因为只有依靠这一原则,作曲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作品。19世纪欧洲各国民族乐派的兴起与壮大,几乎带动了全世界的音乐艺术走向。而现在看来,当时他们走的也同样是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 m# u7 I/ }: c% W
4 d2 @7 a7 [" p7 x 然而,那些死抱着20世纪现代技法的人(特别是没有创作经验的院校学生),他们今后的创作之路必定会越来越窄,越来越“死”。没有民族性,没有音乐内容,没有深刻的交响思维,只会玩弄几下现代技法,这样的“杂耍”式创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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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1 F( b) F& P8 R6 E; o. j 反观崔炳元的创作,大部分作品都是富有民族生命力的,而其娴熟的交响性手法,更是将这种民族生命力升华到世界性高度的必要技巧。二者的结合,正是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的根本依据。9 h3 d2 `, D*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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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崔炳元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是一场能够给人们带来联想的音乐会。音乐会上所演奏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含上,都有着民族性与交响性相结合的突出特点。如此一来,这场音乐会的本身,就成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实际答案。 |